第一項 格利之前的抄本編號及符號

在伊拉斯姆出版第一本希臘文新約聖經以來，抄本的編號便在往後的時間快速的增加。第一個抄本建立編號系統的是魏特辛（J. J. Wettstein，1693-1754）魏特辛知道並定義了超過200本抄本。他將抄本分為大楷、小楷以及經課集三大類。他用大寫字母來定義大楷，用阿拉伯數字定義小楷抄本以及經課集。在魏特辛以前所發現的抄本絕大多數僅記載一部份的新約經文，所以他在新約作品四部分 每一部份開始的地方賦予一個新號碼，因為大多數的抄本只會在這些部分中的一部份出現。

但是魏特辛的編號系統不久便受到極大挑戰，因為他把相同的字母及相同的編號使用在不同的抄本中。以致於如果抄本的內容包含了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新約部分時，同一本抄本將會有不同的編號。例如小楷體抄本69，它的四福音書是69，使徒行傳429，保羅書信421，啟示錄是628。

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大楷體抄本。大楷體抄本A、B和C包含了全部的新約，但是它並未有四個號碼。大楷體抄本B（梵諦岡抄本），雖然年代久遠，可以上溯到公元第四世紀，但是它的啟示錄部分明顯是很晚期（第十世紀）才補上去的， 但是也沒有獨立編號。而部分大楷體抄本卻有重複編號，例如L、P有重複二次，而H則重複3次，以致要在每個字母標上小字來作區別。當替申多夫發現西奈抄本時，他希望給這個抄本一個特別的字母順序，不願意遵循魏特辛的編號系統，以彰顯這個抄本的重要性，所以他把西奈抄本編成（a）。

另一個更大的難題是隨著抄本數目的增加，以致於用拉丁字母來編號已經不夠。所以接下去用希臘字母編號Γ。但它很快又滿了，最後，就用希臘字母與希伯來字母併用。

到了1900年以後，魏特辛的系統完全失去控制，不僅是一個單獨的數字可能被用在四個以上不同的抄本。另一方面，一個包含全部新約經文小楷抄本有四個不同號碼。這個混亂的系統讓學者的使用非常不便，除非學者有超強的記憶力，不然在查閱抄本編號以前，必須先藉助一份極為複雜的對照表才能查閱。

第二項 貴格利的系統及快速增加的抄本編號

1908年貴格利提出它的新約抄本編號，他所建立的系統沿用至今。：蒲草紙抄本用P代表，大楷體的編號以0開頭，小楷則單純用阿拉伯數字，而經課集以?開頭。

這個系統並沒有邏輯的一致性，而且為了遷就傳統，少部分的抄本仍然有重號的現象（1、2、4、7）但是這系統沒有過份繁瑣的問題，所以1908年以前的編號，如今都要用新的系統。貴格利的成功不止因為系統的統一性，而是他全力去收集所有已知的抄本，並加以編號。在替申多夫之前只知道希臘文新約抄本的數量大約是1000。相較之下，貴格利總共整理出3060個抄本！1908年貴格利的新約希臘文版本出版時，他總共收集有14份蒲草紙，161份大楷體抄本，2304份小楷體抄本，1547份經課集。

再加上其他收集者的報告，西元1933年的數字是P48，0208，2401，L1609。如今這個工作由kurt Aland繼承，直到西元1985年為止新約抄本的數字是：P96、0299、2812、L2281，這其中還有超過1000個以上的抄本還在新約經文研究所研究中。目前正式的統計抄本的總數是5487。而今日有一些大楷殘篇已經被證實是一些單一抄本的一部，而過去都被分開計算。再者，也有許多抄本遭受到無可挽回的破壞。所以數量總數還會變化，未來除非再找到像西奈山的聖迦加林修道院一個被長久遺忘的房間，不然數字不會大幅加。
參考書目：

1. 黃錫木。新約經文鑑別學概論。香港：基道，1997。

2. 麥茨格（Bruce Metzger）。《新約經文鑑別學》。康來昌譯。台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，1981。

3. Aland,Kurt and Aland, Barbara. The Text of The NewTestament.Revised and Enlarged Version. Grand Rapids: Eerdmans,1995.

4. Epp, Eldon. and Fee, Gordon.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. Grand Rapids: Eerdmans,1993.

5. Ehrman, Bart. and Holmes. ed. Michael. The Text of the NewTestament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. Grand Rapids: Eerdmans,1995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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