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七月二十一日，台灣同胞不少人，守在電視機前面，看著四位工人緊緊地抱在一起，被困在八掌溪的滾滾洪流中，等待政府的救援。然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大家所期待的政府救援至終沒有出現。

張永成，一位沒沒無名的小老百姓，沒有推諉、沒有藉口，奮不顧身躍入水中，打算救人。然而就是差了五公尺，最後四位工人被洪水吞噬。這就是單打獨鬥的小老百姓能夠做的最大極限。

而高雄小老百姓，即使想要自力救濟，頭綁白布條參加抗議活動，也不知道要怎樣參加？因為沒有任何團體出來帶頭領導。中山大學一些老師們欲辦抗議活動，卻沒有太多學生同表憤慨！

網路上的大學生面對這些社會問題， 說「不過... 我們又不是大人... 能做什麼？ 」】

在台灣教育體制下，一個年輕人往往只有等到上了大學才能充分的『狂飆』理想主義性格；於是，他往往會去思考『一個大學生與社會的關係應該如何定位？』這樣的問題；在過去的專制政府和威權體制下，這種屬於大學生的理想性格產生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──從五二０農民抗爭到野百合運動，當時的學生寫下了台灣社會的變遷中重要的一個見證。

當時的學運在理想主義的熱情下，抗爭目標是明確而且專一的──只要是政府、只要是國民黨，就是不合理的體制，就是抗爭的對象。然而，隨著許多外在的不合理（黨禁、報禁、判亂條例、戒嚴）被破除之後，學運者要面對的不再是一個簡單而明確的目標，而是台灣這一個特殊文化所造成的特殊社會之特殊問題。

而今天，台灣已不再是國民黨爛不爛的問題，因為台灣已經邁向政黨輪替的民主制度了。因此學運不再，便徹底暴露出台灣文化深層結構的問題──對現代化社會沒有合理的價值觀、對民主法治社會所需的「社會正義」實踐能力之淡薄，這些問題足以讓選民高高興興的選舉完就算，將一切問題全丟給政府，也懶得「管閒事」，完全放棄監督政府的機會。這就是說，學運不再所面對的不再是外在的不合理，而是呈現台灣人民現在最大的困境──文化深層問題。

毫無疑問，學術網路中的對話媒體 BBS 已經是現代學生最常流漣而且『表達自我』的一個場所，就算有自我之外的關懷，對大多數學生來說，他們現在期望的似乎是一個『優先關心校園內部事務』、而不是一個『優先強調校園外的正義實踐』的學生組織。這種想法並不是不對，但是與『學運』的精神是相差十萬八千里。

在我看來『學運』的精神是：對『整體社會』負責，而不是只對自己的學校負責。也就是說，今天台大校行政事務瞞旰無能、清大校方打壓學生交通權利、交大校方打壓學生吃的權利，這些都令人憤怒而想抗爭。但是，『對比』社會上其他更離譜更過份的待遇，對比那些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源為自己喊冤的弱勢，學運份子就不可再以學校本位去進行錦上添花的動作，而是要把最多的資源放在最需被申張的正義，用各種管道監督政府。

然而從 BBS 上看來，事實上 BBS 己經極端的呈現『完全不需要學運精神』的學生文化。 有一次在 BBS 發生的事件是，有關教育經費的問題，最後演變成『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教育經費是否應該有差別待遇？』；然後我看到一位保有理想主義的網友奮起對抗大多數人認為『教育經費以公立大學優先享用』之論調，但是，多數人顯然仍以自己學校為本位。

就算政治已經成功的進步到政黨輪替，不表示台灣社會不存在問題。相對於須要大量投入熱情與目標準確的『街頭運動』，現在台灣亟須要『社區主義』的精神；這種精神的重點不在於強調社會重大、巨大的改革議題，而是從日常生活中，透過每個社區的自治自理，而使整體社會在各社區的互助互制之下達到圓滿。也就是說，這種社區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沉默的、慢慢累積的實踐，只是，我很懷疑現在還有多少學生，能用類似學運的精神，以愛與義關懷著自己、與自己學校外的社區？現在的台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人民？什麼樣的知識份子？什麼樣的大學生？大學生能自覺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