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七月二十一日，台湾同胞不少人，守在电视机前面，看著四位工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被困在八掌溪的滚滚洪流中，等待政府的救援。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大家所期待的政府救援至终没有出现。

张永成，一位没没无名的小老百姓，没有推诿、没有藉口，奋不顾身跃入水中，打算救人。然而就是差了五公尺，最后四位工人被洪水吞噬。这就是单打独斗的小老百姓能够做的最大极限。

而高雄小老百姓，即使想要自力救济，头绑白布条参加抗议活动，也不知道要怎样参加？因为没有任何团体出来带头领导。中山大学一些老师们欲办抗议活动，却没有太多学生同表愤慨！

网路上的大学生面对这些社会问题， 说「不过... 我们又不是大人... 能做什么？ 」】

在台湾教育体制下，一个年轻人往往只有等到上了大学才能充分的『狂飙』理想主义性格；於是，他往往会去思考『一个大学生与社会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？』这样的问题；在过去的专制政府和威权体制下，这种属於大学生的理想性格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――从五二０农民抗争到野百合运动，当时的学生写下了台湾社会的变迁中重要的一个见证。

当时的学运在理想主义的热情下，抗争目标是明确而且专一的――只要是政府、只要是国民党，就是不合理的体制，就是抗争的对象。然而，随著许多外在的不合理（党禁、报禁、判乱条例、戒严）被破除之后，学运者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目标，而是台湾这一个特殊文化所造成的特殊社会之特殊问题。

而今天，台湾已不再是国民党烂不烂的问题，因为台湾已经迈向政党轮替的民主制度了。因此学运不再，便彻底暴露出台湾文化深层结构的问题――对现代化社会没有合理的价值观、对民主法治社会所需的「社会正义」实践能力之淡薄，这些问题足以让选民高高兴兴的选举完就算，将一切问题全丢给政府，也懒得「管闲事」，完全放弃监督政府的机会。这就是说，学运不再所面对的不再是外在的不合理，而是呈现台湾人民现在最大的困境――文化深层问题。

毫无疑问，学术网路中的对话媒体 BBS 已经是现代学生最常流涟而且『表达自我』的一个场所，就算有自我之外的关怀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，他们现在期望的似乎是一个『优先关心校园内部事务』、而不是一个『优先强调校园外的正义实践』的学生组织。这种想法并不是不对，但是与『学运』的精神是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在我看来『学运』的精神是：对『整体社会』负责，而不是只对自己的学校负责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台大校行政事务瞒旰无能、清大校方打压学生交通权利、交大校方打压学生吃的权利，这些都令人愤怒而想抗争。但是，『对比』社会上其他更离谱更过份的待遇，对比那些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为自己喊冤的弱势，学运份子就不可再以学校本位去进行锦上添花的动作，而是要把最多的资源放在最需被申张的正义，用各种管道监督政府。

然而从 BBS 上看来，事实上 BBS 己经极端的呈现『完全不需要学运精神』的学生文化。 有一次在 BBS 发生的事件是，有关教育经费的问题，最后演变成『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教育经费是否应该有差别待遇？』；然后我看到一位保有理想主义的网友奋起对抗大多数人认为『教育经费以公立大学优先享用』之论调，但是，多数人显然仍以自己学校为本位。

就算政治已经成功的进步到政党轮替，不表示台湾社会不存在问题。相对於须要大量投入热情与目标准确的『街头运动』，现在台湾亟须要『社区主义』的精神；这种精神的重点不在於强调社会重大、巨大的改革议题，而是从日常生活中，透过每个社区的自治自理，而使整体社会在各社区的互助互制之下达到圆满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社区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沉默的、慢慢累积的实践，只是，我很怀疑现在还有多少学生，能用类似学运的精神，以爱与义关怀著自己、与自己学校外的社区？现在的台湾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民？什么样的知识份子？什么样的大学生？大学生能自觉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