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项 格利之前的抄本编号及符号

在伊拉斯姆出版第一本希腊文新约圣经以来，抄本的编号便在往后的时间快速的增加。第一个抄本建立编号系统的是魏特辛（J. J. Wettstein，1693-1754）魏特辛知道并定义了超过200本抄本。他将抄本分为大楷、小楷以及经课集三大类。他用大写字母来定义大楷，用阿拉伯数字定义小楷抄本以及经课集。在魏特辛以前所发现的抄本绝大多数仅记载一部份的新约经文，所以他在新约作品四部分 每一部份开始的地方赋予一个新号码，因为大多数的抄本只会在这些部分中的一部份出现。

但是魏特辛的编号系统不久便受到极大挑战，因为他把相同的字母及相同的编号使用在不同的抄本中。以致於如果抄本的内容包含了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新约部分时，同一本抄本将会有不同的编号。例如小楷体抄本69，它的四福音书是69，使徒行传429，保罗书信421，启示录是628。

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大楷体抄本。大楷体抄本A、B和C包含了全部的新约，但是它并未有四个号码。大楷体抄本B（梵谛冈抄本），虽然年代久远，可以上溯到公元第四世纪，但是它的启示录部分明显是很晚期（第十世纪）才补上去的， 但是也没有独立编号。而部分大楷体抄本却有重复编号，例如L、P有重复二次，而H则重复3次，以致要在每个字母标上小字来作区别。当替申多夫发现西奈抄本时，他希望给这个抄本一个特别的字母顺序，不愿意遵循魏特辛的编号系统，以彰显这个抄本的重要性，所以他把西奈抄本编成（a）。

另一个更大的难题是随著抄本数目的增加，以致於用拉丁字母来编号已经不够。所以接下去用希腊字母编号Γ。但它很快又满了，最后，就用希腊字母与希伯来字母并用。

到了1900年以后，魏特辛的系统完全失去控制，不仅是一个单独的数字可能被用在四个以上不同的抄本。另一方面，一个包含全部新约经文小楷抄本有四个不同号码。这个混乱的系统让学者的使用非常不便，除非学者有超强的记忆力，不然在查阅抄本编号以前，必须先藉助一份极为复杂的对照表才能查阅。

第二项 贵格利的系统及快速增加的抄本编号

1908年贵格利提出它的新约抄本编号，他所建立的系统沿用至今。：蒲草纸抄本用P代表，大楷体的编号以0开头，小楷则单纯用阿拉伯数字，而经课集以?开头。

这个系统并没有逻辑的一致性，而且为了迁就传统，少部分的抄本仍然有重号的现象（1、2、4、7）但是这系统没有过份繁琐的问题，所以1908年以前的编号，如今都要用新的系统。贵格利的成功不止因为系统的统一性，而是他全力去收集所有已知的抄本，并加以编号。在替申多夫之前只知道希腊文新约抄本的数量大约是1000。相较之下，贵格利总共整理出3060个抄本！1908年贵格利的新约希腊文版本出版时，他总共收集有14份蒲草纸，161份大楷体抄本，2304份小楷体抄本，1547份经课集。

再加上其他收集者的报告，西元1933年的数字是P48，0208，2401，L1609。如今这个工作由kurt Aland继承，直到西元1985年为止新约抄本的数字是：P96、0299、2812、L2281，这其中还有超过1000个以上的抄本还在新约经文研究所研究中。目前正式的统计抄本的总数是5487。而今日有一些大楷残篇已经被证实是一些单一抄本的一部，而过去都被分开计算。再者，也有许多抄本遭受到无可挽回的破坏。所以数量总数还会变化，未来除非再找到像西奈山的圣迦加林修道院一个被长久遗忘的房间，不然数字不会大幅加。
参考书目：

1. 黄锡木。新约经文鉴别学概论。香港：基道，1997。

2. 麦茨格（Bruce Metzger）。《新约经文鉴别学》。康来昌译。台北：中华福音神学院，1981。

3. Aland,Kurt and Aland, Barbara. The Text of The NewTestament.Revised and Enlarged Version. Grand Rapids: Eerdmans,1995.

4. Epp, Eldon. and Fee, Gordon.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. Grand Rapids: Eerdmans,1993.

5. Ehrman, Bart. and Holmes. ed. Michael. The Text of the NewTestament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. Grand Rapids: Eerdmans,1995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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