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想大学四年，彷佛迪更斯《双城记》所言再现，「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；是智慧的时代，也是愚蠢的时代；是信仰的时代，也是怀疑的时代；是光明的季节，也是黑暗的季节；是充满希望的春天，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；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，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；我们正走向天堂， 我们也走向地狱。」

每个人学生，除了本地生，皆离乡背井，脱离父母长辈的管辖，与各个不同想法观念的人处在一起。与同学的互动，不再单纯地只有成绩比较，一群人食衣住行育乐共处，各家价值体系并陈，有如站在涓涓细流汇聚成万卷波涛之前，所受到的激荡与冲击，远比挑战惊赫指数的游乐区自由落体设施还来得惊骇。

我内在的价值体系不断地崩盘、又重组，整个人似乎行走在一团迷雾中。大一升大二的暑假，决志信主，基督信仰带来价值观的解构更是可怕。别人信耶稣是事业会成功、找到好伴侣、考试无往不利，而我信耶稣那一年成绩直直往下掉，勉强低空飞过。极不好受的难堪滋味，至今仍深深印刻在记忆中。但大学团契里，并非我独自一人在迷雾中摸索。

一位去寝室探访、邀人来团契的大我一届的学姐，她年轻快乐的美丽脸庞，让我觉得福音真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当她升大三，成了核心同工，我们住在团契之家，她变得越来越邋遢，面容也越来越憔悴阴郁，最后她所幸把房门一关，「请勿打扰」牌子一挂，与众人隔绝。令人开始怀疑福音哪里好？待我升上大三，成了核心同工，学习与人同工、承担团契重要事工运作，就一点一滴地体会了学姐的困境。

我升上大四，有天一个学妹跑来跟我说，他们外文系姊妹在庆生的时候，不知怎么地，寿星表达痛恨这个信仰，其他人竟纷纷跟进，集体泪流满面地拿著蜡烛许愿，「再也不要来团契，再也不上教会。」我个人清楚知道，那是因为核心同工们共同承担服事，生命紧密相交，那种冲击远比课业来得难以掌控。

从大学团契进入教会，问题更形复杂。最常见信仰知识落差极大，牧师台上讲的道，台下的我们可以一一听出其错误。讲道内容有问题，主日崇拜的气氛瞬间退去，一些会众干脆在台下迳自读起圣经，自己喂养自己。
教会成员，除了信仰知识落差，彼此的背景差异更大，生命相交更是击出火花。就像我这个不会说台语的外省第二代，进入长老教会，平日被会友感谢，因为我可能带给教会活力、帮助他们的孩子生命有所改变。但一遇到选举时期，马上「猪羊变色」成了箭靶，不时被台语狂热份子施予压力。然而奇妙的上帝却透过教会两个最残弱的肢体，扭转我。

这两位会友，是比我以前接触过的残障人士还严重，一个几乎是折著身体，走路时手必须握著脚才能往前移动，另一个整个下半身有如沈重的石头。一开始，我们照过去所认定的残障人士刻板印象来对待他们，不敢碰触他们的身体残缺，不敢跟他们谈残障可能带来的后遗症，不敢邀他们参加我们爬山涉水的郊游活动，也不敢邀请他们参加查经班，因为他们的学历只有国小，查经班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恐怕太深奥了些。

后来才发现，一切都是多虑。这两位会友不但能够坦然面对残障的事实，更持著感恩与珍惜的心情来面对生命。他们告诉我，因为脊椎弯曲愈来愈严重，很可能再活不过几年。但他们却充满了喜乐，对上帝没有怨怼的声音。他们勇於尝试各种挑战，周日聚会完，常常主动邀我们一同骑摩托车去山区玩。他们骑著残障专用的摩托车，照样可以翻山越领。他们的学历虽然不高，却不影响他们研读圣经的努力与热忱；他们视力也不好，总是吃力地读著影印放大的圣经，但几年下来，他们甚至可以自己阅读艰涩的属灵书籍，比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能理解个中奥义。

因为有他们，我才眼睛亮了，体会进教会才有可能与各种生命相交。我曾经就像那种偏爱某种口味的老饕，盼望存在某种理想教会合乎我的喜好。但是上帝领我走出窠臼，透过教会不同肢体，经验更多的恩典。於是，在教会团契中，我这外省第二代可以与本省人二二八遗族做好朋友；选举时刻，我可以看不同政党立场的政论节目或平面媒体，不愠不火并有深入的学习；在教会团契中，我不会只有老师、公务员、科技新贵的朋友，我也会交到地摊小贩、补渔网、制伞、拾荒的知心好友。我们拥有亲密友谊，一同学习倾听上帝的声音，彼此在对方生命中看见上帝。

教会内部事务、教会敬拜方式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从教会史上综观，不就是这么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，大教会或小组团契地变来变去。最难的就是生命如何相交，若这个ok，大家连结於耶稣，在主里彼此了解，彼此相爱，这些都很容易解决。就像一些热恋的男女，即使漫步在教室走廊，也感觉如同置身於巴黎香谢大道。彼此相爱的信徒们，怎样的教会、怎样模式的崇拜方式，都如同置身於天国，享受那份无以言说的永恒喜乐。